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

  践行社会学本土关怀和理论实证导向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大潮必能对国际社会学界有所贡献,弥补现有基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的理论不足。

  内容提要:社会学复办将近40年了,中国社会学借此走进了需要大力开始本土化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缘起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在经验事实上关注中国走向世界“一流”的社会实践,在方法上采取谢宇教授所倡导的科学实证主义,在学理上实践边燕杰教授所倡导的本土知识的理论抽象治学思想,中国社会学才能最终做出“一流”的学术。践行社会学本土关怀和理论实证导向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大潮必能对国际社会学界有所贡献,弥补现有基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的理论不足。

  自谢宇教授发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①一文后,引起了社会学界关于本土化问题的广泛思考,谢教授虽然承认中国社会学者“为中国情境量身定制一套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确实在情理之中”,但是却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总体概括为“误区”,并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方面逐一批驳。

  这使得我想起中国革命史上大家都熟悉的一段。旧中国灾难深重之时,仁人志士向先进的西方寻求各种救国良方。其中一批先贤求得的治国良策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内部有着不同的派别,观点对立,莫衷一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观点,他点出了中国问题的实质,一是农民大大多于工人,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三是“三座大山”下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而担任不了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三个“中国本土特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是没有的,因为欧洲和俄国的社会状况里没有这些要素。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农村包围城市违背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没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错的,只是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那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错的,错就错在他们的“教条主义”。最终说服全党走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从而选择了农民而不是工人作为革命基础,选择农村包围城市走向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在社会学复兴之初,费孝通先生在实际工作中也逐渐体会到,面对新的时代,过去的经验已经不够了,并且认为在中国发展社会学的任务起码应该包括这几点:“第一,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第二,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三,要结合中国具体实践。”②

  社会学复办将近40年了,中国又站在了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社会学在新时代的任务到底是怎样的呢?此时,谢宇教授的文章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详加探究,有助于我们辨析中国社会学的治学理路到底在何方。

  在议题本土化上,谢宇教授承认“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问题会比另一些问题在现实需求或学术传统上显得更为重要”,但同时,他又提出,“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批评对于“重大而迫切的宏观议题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因此谢宇教授提出:“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在应用本土化上,谢宇教授提出,无论是强调中国社会特殊性还是强调中国社会普适性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社会都与真实的中国社会存在差距,本土化学者担心将西方社会学知识机械、草率、投机地应用,但是“若在秉承社会学研究规范性的同时,必须要能够将社会学本身的情境性带入其中,中国社会学必然能够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原创力”,“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而有原创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则必须充分、细致地将中国社会情境融入其中”。

  在范式本土化上,谢宇教授承认“范式本土化观点的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上的历史性差别”,“追求学术原创性和生命力未必要求全盘中化或处处凸显与西方之不同,也未必要摒弃实证方法和量化研究,认定它们不适用于中国或必然导致肤浅的结论”,“如果认同中国社会学仍是以社会科学为学科范式的,那么学术研究就要基于证据(的实证主义)”。但“反实证主义的情绪蔓延很广,从对数字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对当代定量社会学的一无所知”。

  将上述内容总括在一起,谢宇教授所批评的“社会学本土化”实际上是这样的“社会学本土化”现象:社会学本土化在议题上,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集中讨论中国社会重大而迫切的宏观议题,结果选题呈现单一性和同质化,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在应用本土化上,担忧将西方社会学知识机械、草率、投机地应用在中国社会;在研究范式上怀疑实证量化方法,强调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上的历史性差别,而这个差别往往通过质性方法才能得以研究,强调从中国情景出发来获得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

  可见,谢宇教授所批评的本土化,是一种类似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本土化思潮,这类思潮往往强调感觉经验、历史传承、实践导向,在他们看来,来源于西方的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是抽象的、间接的认识,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这些概念愈抽象则愈不可靠,愈远离中国社会,其中极端者,持唯名论的观点,否认抽象,否认有普遍的社会学概念和普遍的社会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完全赞成谢宇教授强调科学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强调科学实证方法,批评忽视普遍性的只强调特殊性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

  但是把上述片面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当作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全部,我是不赞成的。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必要讨论的议题——尤其是量化实证科学范式越来越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中成为流行范式的情况下,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一再被提起?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科学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回顾一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

  社会学本土化在社会学变迁史上,最开始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和中国社会学界,二战后,社会学本土化逐步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③也就是说,本土化问题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世界范围内各区域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一种共同尝试。1952年至19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一场寂静的寒冬,随着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西方学术思想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局限性,“社会学中国化”再次成为当时学界的中心议题。④当时,林南教授所描述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以及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之后,郑杭生教授又将社会学本土化界定为“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⑤在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上,风笑天教授指出,在应用规范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时也要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相结合。⑥

  社会学者做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导向: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问题导向是为了解决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和对策性,不涉及理论预设和理论解释。理论导向是为了获得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变动逻辑。问题导向的研究必然是本土化的,在此不再赘述。而理论导向的研究,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理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生产,为何某个时代生产了这些知识而非那些知识,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那些焦虑,使得那个时代的人们去生产了那个时代的特定知识来帮助他们理解那个时代、指导那个时代的实践。⑦因此,理论导向的研究,必然会指向研究者所处的时空的需要。

  总结起来,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在我的理解是:中国社会学家试图基于中国实践,总结和概括出拟合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社会理论,并将之用于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先社会学以西化为主是有其合理性的。按照社会学家科尔的分析模型,我们那时的社会变迁存在着一个目标社会,即西方发达社会,我们就是按照他们的现代化的一切结构要素努力追赶。科尔提出,在后发社会追赶目标社会的过程中,后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与目标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相比有四种不同的理论判断(见表1)。

  历史主义范式(Historicism)认为社会是独特的,唯一的,没有任何两个社会可以相同;趋同理论范式(Convergence Theory)认为工业和现代化社会具有趋同、一致性,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无关;环境效应下的结构模型范式(Structural Modelling with Environmental Effects)认为,即使将一个社会的结构按照其他社会的结构进行改造和移植,但是由于社会某结构发挥功能,需要特定的社会资源、环境、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所以这种移植来的结构,往往不能发挥出同样的功能;功能改变范式(Functional Alternatives)认为虽然具有不一样的结构,但是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⑧

  回到当时的社会情境,做出历史主义判断的人百不一遇,更多的判断依据趋同理论,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结构、功能上具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提出的“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从科尔的分析模型来理解,实际暗合环境效应下的结构模型范式,即西方社会具有当时中国社会所没有的功能,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需要实现这种功能;相应地,也需要承担这种社会功能的社会结构,但是并不介意是什么结构承担这个功能,而是更多地强调这个功能的实现和实践。这时候,中国社会学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理论。20世纪90年代的学人应该还能记得那时的社会学教授出版了多少本与现代化有关的书,⑨谢立中教授的那本《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有多厚!⑩

  随着中国社会走到了2000年,中国从一个对全世界几无影响的边缘社会,逐渐走到世界的中心,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大国,当时学界呼吁社会学者保持对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密切关注,将我们对社会所进行的调研成果作为制定中国社会发展政策的前提。(11)而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学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何种理论范式,而不是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12)因此,中国社会实践上的成功使得一批学者此时提出实践导向,反对理论导向,中国社会实践上的成功使得这批学者日益开始具有了理论上的自信。此后趋同范式的秉持者不断出走,逐渐式微;极端者开始秉持历史主义范式;然而大多数学者,留在了环境效应下的结构模型范式和功能改变范式之中。(13)即使是谢宇教授这样纯粹的科学主义导向的研究者,也在文章中多处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

  换句线年以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日益走向本土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对全面小康社会和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学注重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中国风格”。(14)总结起来,社会学在中国复现的几十年,先是源于我们整个社会向西方看齐补课而以西学为主,后来源于实践成功导致的本土化的日益高扬而追求中国叙事。中国社会学者们几十年无论西东,兜兜转转都是中国社会实践在头脑中的反应。

  中国学者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发展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向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空前的挑战,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中国的分层研究,《美国社会学期刊》在1996年8月号专辑探讨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的问题。(15)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主流学界会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很可能有一天,西方学者因为对这个中国转型、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中所蕴含的规律的阐发、概括和总结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反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学者情何以堪呢?

  所以我秉持的立场就是:不必要再去讨论要不要社会学本土化了,而应该借助谢宇教授批评经验主义本土化思潮所引起的思考的契机,踏踏实实地辨析清楚,我们要哪种本土化,如何进行社会学本土化。下面我也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角度谈谈中国的社会学应该向何处去。

  周其仁教授发表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主题是“没有竞争,不知成本为何物”,(16)该文提出,90年代没有竞争的时代,人们争先恐后地拿5000元作为初装费来安装一部电话,独家供应商员工个个以奔驰代步上班,将其作为成本;一旦有了竞争,我们才知道原来骑自行车也是可以的,并不需要奔驰代步,真实的成本因竞争而得以接近。今天,中国以与全世界发达国家迥异的方式发展和崛起,原有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制度信条,是否因为新的竞争而改变呢?

  中国社会有太多和西方社会不同的制度设计,在我看来,这些迥异于西方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应该与西方社会做对比研究。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研究。(17)例如中国社会中,中国有8000多万党员,党组织在社会的每一个微观结构中存在,党的政策主张塑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是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对党在中国社会的宏观、微观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像对社会资本、性别、教育一样,通过对党在社会行为模式中广泛和深入作用的考察,全面深入地分析党的作用机制和规律。

  中国社会实践,不仅有迥异于西方的制度设计,更应该作为研究议题的本土化内容。还有与西方社会一致的制度设计,但是由于制度的参数不同,发挥了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效果,也应成为应用本土化的研究内容。

  例如,兴起于近十年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大数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社会在数据、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的一代数据经济发展竞争中,中国在大数据和平台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实践发展势头引领世界,导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时也展开了关于如何权衡数据与隐私的激烈争论,(18)为了与中国抗衡,为了它们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不得不在数据隐私保护上向后退却。而在中国,正是由于重视集体而轻视个体的社会传统,而对数据隐私权的保护程度低于西方,才使得我们不但得以引领了这个潮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这个例子里,我提出的应用本土化和谢教授的恰恰相反:是将中国社会实践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理论应用于西方,并使之契合西方本土特质,成为理解西方社会现象的工具。

  欧美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而早年中国社会学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一直未能突破“边陲思维”。(19)最近,日本学者大西広出版了一本严肃的学术书——《长期法则和马克思主义》,突然成了畅销书,该书提出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帝国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比之于法德日,大英帝国是个稍好的帝国;比之大英帝国,美利坚是个稍好的帝国;而中国,不会在日驻军、不会要求在日治外法权、不会干涉日本内政、不会时不时发动对外战争,是个更好的替代美利坚的选择。(20)这本书的畅销和流行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本土性的知识原来只存在于中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中国社会科学将很有可能争得话语权,我们本土性的知识将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知识,成为普遍化的知识,我们本土性的范式,也将可能成为全球性的普遍范式。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忽视了“人文”,就对“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无法理解和回答。(21)林南教授在最近几次会议中提出,中国一直是世界前沿,晚清之后衰落了,现在又即将恢复世界前沿的地位。对这个过程,我们是选择用这两三百年观测数据和西方理论叙事来拟合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还是将视野放远一些,使用几千年的观测数据来拟合和分析?这类似于拟合曲线回归分析,我们手上在几千年的观测值中,一种分析者仅使用最后几期的短期数据,一种分析者使用长期的多期观察数据;如果是后者,中国几千年来的长期稳定的人文和文化,恐怕必须纳入模型之中。林南教授分析说,他觉得后者的模型更加稳健和具有解释力。

  因此,我与谢教授相反,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我恰恰认为中国社会学终于走进了需要大力开始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

  边燕杰教授曾经指出,本土关怀和理论导向是实证研究中的一对矛盾。他去年又发文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原因和目标阐发提出:“没有本土关怀,社会学知识就失掉了经验事实的文化含义和生活形态,就失掉了韦伯所关注的社会行为的‘意义’……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22)

  我想,无论是谢宇教授还是边燕杰教授,都一再强调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这是理论的力量和存在价值。但是,理论如果不能扎根于社会(社会都是具体的,抽象的社会只存在于理论和书本上),理论就是空中楼阁,失去了实践的指导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理论的一般指导意义是否一步到位?换句话说,抽象的“普遍性”是否有层次?答案是当然有的,不然怎么会产生“中层理论”的概念?况且,理论抽象也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有较低的抽象(变量层次特别接近观察)、中层的抽象(默顿理论的层次研究体系内的解释机制),也有高层的抽象(帕森斯理论的层次解释跨体系,或者人类社会系统的互动和变动机制)。这里的体系或系统,可以是社会的某个功能部分(像帕森斯的理论结构),但也可以是文化体(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体(比较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研究提出的理论可以是局部本土的(单一文化圈,如汉族),也可以是全局本土的(国内跨文化圈,如56个民族),还可以是国际的(跨国和跨文化圈的)。要求一个国家的社会学理论抽象都一步到位(这个“位”,事实上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们认知的“位”),是漠视文化主体、社会主体边界,本质上是反社会学的“初心”的、反社会学发展历史的主张。

  为此,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应该走本文所建议的,在经验事实上关注中国走向世界“一流”的社会实践,在方法上采取谢宇教授所倡导的科学实证主义,在学理上实践边燕杰教授所倡导的通过本土知识来进行理论抽象的治学思想,最终做出“一流”的学术。这也是我从一个社会学研究者角度所理解的习总书记提出的“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的意涵。只有如此,践行社会学本土关怀和理论实证导向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社会学必能对国际社会学界有所贡献,弥补现有基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的理论不足。这是我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①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③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⑥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走向规范化与本土化所面临的任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⑦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⑨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宋书伟、孙立平、严立贤:《走向现代之路》,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孙立平:《发展的反省与探索》,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等等。

  ⑩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1)景天魁等:《2000年社会学在中国——研究进展状况及热点难点问题》,《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2)李友梅:《社会学在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13)梁玉成:《社会变迁研究综述》,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4)李培林:《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15)边燕杰:《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16)周其仁:《没有竞争,不知成本为何物》,《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4月16日。

  (19)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1)费孝通:《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2)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